2006年的WIP (World Internet Project，世界互联网研究项目)会议在北京召开。按前几年的惯例，三天的会议中前两天是公开报告、最后一天是内部讨论。除了旅游以外，大部分WIP成员是为了最后一天的会议而来，因为这天是讨论（或辩论）研究方法问题和国际比较问题。虽然六年来，每次讨论或辩论的是相同的老问题，但是开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一天的时间远远不足以取得共识。
争论的重点之一是“共同问题”（common questions）的数量与用词。为了便于比较研究，WIP各成员国家或地区应该采用相似 (similar) 或相同 (identical)的问题（注意这两者的区别）。作为WIP发起者的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组（现搬到USC，南加州大学）提议将他们用的60多个问题作为共同问题，其它所有参与组都必须在各自调查中包含这些问题。这些年来，这些共同问题中的少数题目在其它成员的建议下作了调整，但大体上是UCLA/USC版本。（不能说那是“美国版”，因为WIP的其他成员中至少有两人，即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Bill Dutton和我也是美国人、而且我们俩往往是最经常提出不同看法的人。）
其实大部分争议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而与不同的调查方法以及各自对比较研究的不同理解有关。以共同问题的数量为例。WIP成员种有些采用面访调查、有些（包括我们香港）则用电话调查。60多个共同问题对面访调查来说是小菜一碟、而对电话调查来说则是一个大难题。其次，面访调查可以通过出示提示卡（flash cards）来问一些复杂或并行问题（parallel questions），但那些在电话调查中则做不到。再者，由于访问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各成员自然希望在有限的调查时间内问“最重要”或“最相关”的问题上。然而，对于什么是最重要或最相关的问题，自然会因国家或地区不同而不同。所以大家对共同问题的“认购量”就不一样。有些成员可以照单全收，有些则希望择“优”录取。我们的香港调查用了其中的一半问题。其结果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我们（和其它一些成员）在比较另一半问题时会“缺席”。这种损失是双向的。实证研究常常碰到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跨国比较研究则更是如此。在我所了解的几个大型和成功的国际比较项目中，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ject)等，都有部分成员国在部分问题上的缺席。WIP也难以幸免。
另一争论不休的老话题是共同问题的遣词造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当然要求问题具有“可比性”(equivalence)，即问题不但在文字上一样、而且在含义上也一样。在各种语言之间（甚至方言之间，如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与香港澳门的广东话之间）做到前者已经不易、如要保证后者则更难，因此而引起的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则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WIP成员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进展不大。今年似乎有了一些突破。源于Dutton提出用“共同变量”(common variables) 来代替共同问题的建议。所谓共同变量，指问题在含义上相似而在文字上并非完全相同。这种建议获得一部分成员（包括我在内）的赞成。当然也有另一些成员反对，因为这意味者无法将各成员的原始数据合并在一起做个人层面的分析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而只能做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分析 (aggregate-level analysis)。我的观点是，个人层面的分析当然理想，但是需要有控制变量来消除语义和调查方法上的“异质性”(heterocadesticity)，而WIP问卷中目前并没有设计进可以用于这种控制的变量（又是一个“研究设计”的问题！），因此即便是有数据做个人层面的分析，其结果也是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的。当然，我的这种看法，没有做过比较研究的成员不一定理解和认同。
我在参加WIP以前，曾觉得比较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在文字和含义上完全一样。这六、七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特殊的条件，如研究经费来自同一“老板”、或研究问题是已被反复验证的标准问题、或研究人员具有相同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等，但WIP并不具备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各成员负责解决各自的研究经费，所以首先满足各自的地方性需求，自然会对调查中应该问什么问题有不同看法。互联网又是一个新现象，尚未经典的标准问题可遵循。另外，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受到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各不相同（其中来自传播学的有好几位，其原有训练相比之下属于强的），很难形成共识。
虽然本次会议并没有接受用共同变量来代替共同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挺有收获，使自己对比较研究所涉及的理论、方法和组织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